8.0 簡介(INTRODUCTION)
巴斯涅特(Bassnet)和勒菲弗爾(Lefevere)在論文選集《翻譯和歷史文化》(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的序言中寫到，他們拋棄語言學的翻譯理論；同時也拋棄原文和譯文繁瑣的對比過程，這是因為文本並未放入文化中檢視。他們強調要超越語言層面，著重翻譯和文化之間的互動、以及語境(context)、歷史和傳統等大層面的議題。他們檢視文選、文學評論、小說改編的電影與翻譯當中創造出的文學意象，以及參與其中的機構。這種譯文即文本(translation as text)到譯文即文化和政治(translation as culture and politics)，史奈爾-霍恩比( Snell-Hornby)(1990)稱之為文化轉向(the cultural turn)。巴斯涅特和勒菲弗爾也用文化轉向來統整《翻譯和歷史文化》中一系列個案研究，個案中包含隨時間改變的翻譯標準、為特定意識形態運用權力加壓於出版業，女權主義文章與譯文、翻譯即挪用(translation as “appropriation”)、翻譯與殖民主義、翻譯即改寫(包含影片改寫)。
《翻譯和歷史文化》是極為重要的選集，也開啟了新的篇章。文化轉向對翻譯研究造成的深遠的影響甚至超過十年。本章談及1990年代文化研究如何影響翻譯研究。本章共包含3個部分：翻譯就是改寫、翻譯與性別、翻譯與後殖民主義(8.1-8.3)。8.4討論理論學家自身的意識形態，8.5討論關於翻譯、意識型態、與權利的最新著作。
8.1 翻譯即改寫(TRANSLATION AS REWRITING)
勒菲弗爾與多元系統論(polysystem theory)和操縱學派(Manipulation School)有密切的交流，這從其研究即可看出一二。雖然許多人認為勒菲弗爾更像系統論學者，但是在後期的研究中，有許多方面顯示他已進入文化轉向研究。他的理念在《翻譯改寫和文學名聲的操縱》(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最為成熟。
勒菲弗爾特別強調要系統性地掌控文本的接收、接受和拒絕的「具體因素」(very concrete factors)，也就是權力、意識形態、機構和操縱。在翻譯過程中運用上述權力等等之人士會改寫文章並決定大眾要看到什麼，原因之一可能是意識形態，之二可能是詩學，比如一個19世紀的譯者，在翻譯波斯詩文時便擅自更改他認為應改進的地方，一方面是因為他認為波斯文較為低下，另一方面是他要讓譯文更符合西方的文學傳統。
勒菲弗爾認為翻譯、史料篇纂、文選集之編纂、文學批評、編輯都會有相同的改寫過程。勒菲弗爾收集研究原作與譯作，此舉顯示翻譯為一般文學批評的範疇。然而，翻譯是勒菲弗爾著作的核心論點：
翻譯是最明顯的改寫形式，也許是最有影響力的，因為譯文能投射原作者/文本的意象，而不受原文文化所侷限。(Lefevere 1992a:9)
Lefevere認為翻譯在文學系統中的功能由以下三大因素所掌控:
(1)文學系統內的專家:
指的是評論家、教師、譯者本身，這些人決定了譯本的詩學，還有意識形
態。這些控制因素在第九章有更詳盡的討論。
(2)文學系統外的贊助:
A.贊助者:
(a)某個歷史時期有權勢有影響力的人物，如英國在莎士比亞時代的伊莉莎
白、1930年代德國的希特勒。
(b)團體，如出版商、媒體、政黨。
(c)規定文學及文學觀點的機構，如學術期刊、教育機構等等。
B.贊助的成分
(a)意識形態成分:限制了所選的主題及其呈現的形式。
(b)經濟成分:版稅及譯者的小費。
(c)地位成分:形式不拘。譯者為了回報施惠者或是文學出版商給予的經濟報
酬，通常會迎合他們的期待，如1950年代垮掉的一年代之詩人(Beat
Poets)會在舊金山「城市之光」書店(City Lights)聚會。
如果意識、經濟以及地位三個要素皆由同一位或同一個族群提供，贊助者(Patronage)會被視為未分化(undifferentiated)的；若上述要素都是獨立的，贊助者(Patronage)則被視為分化的(differentiated)。例如，暢銷書作者可能有高經濟報酬，但在文學的層級當中只有一點點地位。
(3) 主流詩學
Lefevere 將主流詩學分為兩個要素：
(a)文學技巧(literary devices)：題材、象徵、主旨、典型情景與角色。
(b)文學角色構想(the concept of the role of literature)：文學角色構想
指的是文學與所處社會體系的關係。
8.1.1 勒菲弗爾著作中之詩學、意識形態與翻譯(Poetics, ideology and
translation in Lefevere’s work)
勒菲弗爾(Lefevere)認為詩學、意識形態、以及翻譯的關係如下:
翻譯過程的每個階段裡，假如語言上的考量和意識形態或詩學本質相衝
突，後者較有可能會勝出。(勒菲弗爾 1992a: 39)
勒菲弗爾認為，意識形態是翻譯時最重要的考量，這裡的意識形態，指的是譯者的意識形態，或贊助商灌輸譯者的意識形態。而詩學的考量指的是譯入語文化中主導的詩學觀念。意識形態和詩學會影響翻譯策略。勒菲弗爾舉亞里斯多芬尼的喜劇《莉西翠妲》(Lysistrata)為例，利西翠妲叫一名女子把斯巴達的間諜帶來見他，並跟她說:「If he doesn't give you his hand, take him by the penis.」
勒菲弗爾列出歷來許多表達「penis」的英文翻譯，例如membrum virile、 nose、 leg、 life-line、 和anything else，這些名詞旁邊通常會有註解。勒菲弗爾認為，這種委婉的翻譯方式「無法傳達特定時間及地點的主要意識形態。
勒菲弗爾在探討「安妮的日記」(the diary of Anne Frank)的翻譯時，也發現許多原文和譯文的差異。安妮是一名猶太裔女孩，於二戰期間和家人躲避納粹的追殺。在她開始重寫日記並打算做為出書的版本後，她和家人隨後被捕，並送入集中營，最後安妮死於集中營內。勒菲弗爾表示，1947年的荷蘭版本(由安妮的父親奧托協助出版及「改寫」)改變了安妮的形象，例如刪除日記中提到性慾的段落。而只要是和德國人有關的句子，即便她清楚描寫朋友及家人的事情，也都被刪減掉，後者刪除的部分是由書中提到名字的人要求刪除的。
勒菲弗爾也觀察1950年的德國翻譯版本，這是由奧托．法蘭克(Otto Frank)的朋友安妮勒斯‧蘇姿(Anneliese Schütz)協助出版，此版本也有許多錯誤，也改變了德國人和德國的形象。勒菲弗爾列出非常多不一致的地方，他發現德國版本刪減或緩和了批評德國人的內容。德國人如何對待猶太人的描述也被刪除，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原版) 德國人和猶太人之間的敵意是世界上最深的
(德國版本) 這些德國人和猶太人之間的敵意是世界上最深的
勒菲弗爾認為，蘇姿和法蘭克會選擇這樣的翻譯方式，是因為它符合安妮「原本」要傳達的意思(meant to say)，而且不會因為辱罵到所有德國人，而影響書本在戰後德國的銷售量。勒菲弗爾認為，這樣的改寫，無論是在翻譯之前或在翻譯期間，都是因為意識形態的影響。
8.2 翻譯與性別(TRANSLATION AND GENDER)
即便標題是翻譯與性別，但是8.2中有大篇幅都是在探究女性主義與翻譯的連結。首先第一個段落，作者談到因為學術界對於翻譯的文化研究漸漸熱絡，所以翻譯研究就不會僅止於語言學方面了，會與其他領域結合。主角Sherry Simon從性別研究的角度來談翻譯，女性在翻譯作品中經常受忽視、誤解，舉兩例： les belle infideles 這句法文太過唯美，但卻不忠實翻譯；在After Babel一書中，George Steiner提到翻譯一直都是以男性為導向的。
再來Simon提出一個新的概念，他認為女性主義翻譯其實是一種作者與譯者都有參與其中的活動。女性主義寫作和翻譯相通，都極想在意義生産中突出女性的主體性。大多數女性主義翻譯實踐表明，在文本、作者與譯者之間存在心領神會的共謀和合作，作者和譯者在一種當代性的框架下共同操作，參與一種互為影響的對話。女性主義翻譯不是要損害原文本的意志，而是要擴充和發展它。
一些加拿大魁北克區的女性主義譯者，在譯作中都會留下其操縱的痕跡，並且相當自豪。例如將one中的e粗體，或者是將作者拼成auther來強調女性立場。
另外他書中還提到女性譯者在翻譯歷史中扮演的重要腳色，探究就法文而言，其女性主義的翻譯曲解原意，以及由女性主義為本的聖經翻譯。
二十世紀前半葉，主要文學著作的翻譯都是由女性譯者所完成，不只如此女性譯者的重要地位至今仍是如此。
8.2.1 同志文本之翻譯（ The translation of gay texts ）
同性戀文本翻譯在近期有愈來愈多翻譯與性別的研究將語言與身分
(language and identity)的議題視為必須解決的問題。比如，凯斯.哈维(Keith Harvey)的研究「Translating camp talk」：1.此研究從文學分析中的語言學方法和文化理論的角度去探討社會和意識型態的情境。2.哈维運用社會語言學的接觸理論(theory of contact)來檢視英語和法語文本中同性戀者的言談，也就是運用接觸理論來分析同性戀者之間的言談(男同性戀者和女同性戀者所以使用的語言)。3.特色: 姊妹悄悄話(the use of girl talk)、南方美人的腔調(the use of southern belle accents,ex.Oh, my!)、 美國劇作家Tony Kushner(東尼·庫許納)的代表作天使在美國，作品裡同性戀角色的對話混合了正式與非正式的語言。4.哈维指出法國同性戀者在相似的語言遊戲中會用到英文辭彙和片語。5. 哈维透過酷兒理論(queer theory)的文化身份概念來分析同性戀者的語言特色。6.同性戀的對談(camp)不僅揭露同性戀者的價值觀和思想，還能提高同性戀團體的能見度，同時表明其身分。
凯斯.哈维運用語言學和文化的概念來分析包括同性戀對談的翻譯作品，比如. 哈维分析戈爾·維達爾(Gore Vidal)《城市與梁柱》（The City and the Pillar）的法文譯本，法文譯本中詞彙和文本層面上有很大的改變：A.使用貶抑詞en être (to be of it/them)來翻譯to be gay，去除了同性戀者的身分B.perfect weakness and screaming pansies 等誇張的搭配詞並沒有翻譯出來。
總之，在譯文中，關於同性戀身份的部分不是沒有翻譯就是用貶抑詞來翻譯。哈维認為譯文中打壓同性戀的部分反映了法國不願承認身份分類的實用性，同時當代法國的翻譯界相對來說缺乏關於同性戀方面的翻譯論述。
另一位法國譯者Tony Duvert在他的譯作中使用增譯和詞彙選擇，來強化同性戀的對談。哈维認為支持同性戀文學的美國出版業者由於商業考量，因而帶給譯者壓力，譯者才會使用這樣的翻譯策略。
*補充酷兒理論：
帶有文藝和文化批判色彩的酷兒理論 (Queer theory)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並從女權擴張理論（男女平等主義）及其法國哲學家雅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那裡得到了理論支撐。
酷兒理論學家研究分析那些基於社會主流文化而創造出的各種文字記錄 – 從《呼嘯山庄》（Wuthering Heights）到電視肥皂劇 – 試圖從中找到文字背後所反應出的真實的文化意義、文化差別以及不同文化群體間的關係。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基於主流文化的性行為社會規範一直在迫害，或者說壓制，那些對性有不同理解的人群，而這些人對性的不同理解要麼違反世俗化的性禁忌，要麼其行為模式與被社會普遍認同的性及性別角色不同。
酷兒理論的主張比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同志解放運動（gay Liberation）」的主張更進了一步，它除了驚世駭俗的的運動策略，亦指挑釁與桀驁不馴的實踐，以高亢的聲調肯定自我的存在價值，拒絕被主流社會所同化。同志解放運動在歐洲和美國，為性少數群體應有的生存空間而戰，而酷兒理論則主張更多權利。它的目標是從根本上動搖「正常」，「性別（sexuality）」，以及「異性戀」「同性戀」這些傳統概念，因為這些概念人為的區分了所謂的不同群體，並作為工具迫害與一夫一妻異性婚姻制度不符行為模式。簡單說，就是學者們不認為傳統的性與非「正統」的性之間有什麼不同，他們試圖摧毀舊的概念，重新界定什麼是「正常」，什麼是「性別」，什麼是「性」，什麼是「家庭」，並在此基礎上，讓人們以自由，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或性別，影響所及不僅止於同性戀者，而強調各種邊緣弱勢者的正當性。
儘管酷兒理論是在純學術研究的基礎上被提出的，但它迅速與性的少數族群運動結合到一起。作為一種對酷兒理論的回應，舊金山將「同志光榮遊行」（gay pride parade）重新命名為「gay/lesbian/bisexual/transgender (GLBT) parade」。酷兒這個詞包含的範圍最廣，但它並沒有被最大限度接受。由於在歷史上，這個詞是反同人的，是對同人的一種歧視稱呼，許多年長的男女同志拒絕接受這個詞。
反對酷兒理論的人，如Rictor Norton， 認為同性戀，不管過去還是現在，從根本上不同於異性戀，是社會群體中的少數派，而且「同志解放運動」的早期領袖們也強調同性戀是「性」的少數族群。但越來越多的男女同人群體開始接受酷兒這個詞，這種趨勢說明在酷兒運動中，年輕的一代開始重新界定酷兒運動的範圍和發展方向，而酷兒在新一代中，不再帶有貶抑的色彩。
8.3 後殖民翻譯理論（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Sherry Simon 在 《Gender in Translation》強調翻譯中的文化轉變。聲稱現代女性主義翻譯學是如何讓性別在翻譯裡產生變革，這個變革重塑了文本權威，而且總結了文化研究對翻譯的貢獻：
文化研究讓翻譯了解性別與文化的複雜性，讓我們能在許多後現代理論中，定位出語言學轉變。這些理論包括: 後結構主義，後殖民主義，後現代主義
(Simon 1996:136)
近幾年，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吸引了許多研究翻譯的人。雖然他的範圍還未被具體定義，一般來說是研究前殖民地的歷史，歐洲帝國強權，反殖民者的力量，更廣的來說，研究不均衡勢力的影響─殖民者以及被殖民者之間勢力不衡的關係。所以simon 與 Lefevere個別寫了關於翻譯的後殖民理論的作品，Simon提到許多後殖民主義Spivak的見解。Simon強調Spivak所提到的兩件事:1.把第三世界的文學成翻譯英文時，所造成的意識形態的後果。2.翻譯時造成的歪曲(distortion)。Spivak在一篇自己的文章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中處理這兩個問題，他結合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者以及後結構主義的方法。Spivak強調不同觀點的方法之間的衝突，反對女性主義的觀點:把在歐洲以外的作品翻譯成強勢語言─英文，他說這種翻譯都是翻譯性(translates)，消除了非強勢個體與文化的特性：
大量翻譯成英文的作品，使得弱勢文化屈服於強勢文化之下，尤其當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學都被翻譯成翻譯腔/性translatese時，由巴勒斯坦女性所寫的作品就會與台灣男人所寫的作品很類似。(Spivak:1993/2004:371-2)
Spivak用辛辣的文字批評西方女性主義的思維，指出強權國家的女性主義者應要與後殖民背景的女人團結，學習她們的語言。Spivak認為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讓英文以及其它前殖民者的語言具有支配能力。所以在翻譯孟加拉國的作品時，根本無法傳遞孟加拉語的精神，雖然這些譯者出發點是好的，但總是因為為了迎合西方讀者，而過度同化原文的作品。Spivak認為譯者一定要清楚了解原語的意涵以及情況，這需要採用後結構主義的修辭，邏輯方法。Spivak也指出文化研究，尤其是後殖民主義在過去幾十年來都著重在翻譯研究，跨國的以及殖民主義。殖民主義與翻譯的關係在於，翻譯能在殖民的過程中扮演傳播殖民者意識形態的重要積極角色，這是Bassnett和 Trivedi稱為翻譯歷史的恥辱
權力關係(power relation)是翻譯理論和後殖民理論都有討論到的範疇。妮蘭賈納(Tejaswini Niranjana)在其著作中提到，後殖民的意象仍因殖民主義的缺席而被剔除。妮蘭賈納視文學翻譯為「告訴在殖民統治下有著意識形態的執權政黨」的媒介。妮蘭賈納對於英文譯文的著重點在於，殖民者將翻成英文的過程用來重寫西方的意象。妮蘭賈納也舉了一些殖民者將意識形態強加於被殖民者的例子。例子：為殖民者經營學校的傳教士，傳教士也會作為語言學家和譯者；紀錄當地文法的人種誌學家。妮蘭賈納將這些人視為「參與殖民者蒐羅以集編纂的群體」。妮蘭賈納攻擊在這樣的權力結構下譯者的角色：她認為在這樣的權力結構下，翻譯加深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不平等。她進一步批評翻譯理論大多以西方為導向的作法，也列出了翻譯理論的三處缺失：
(1)直到最近，翻譯研究都還未探討到不同語言之間權力的不均情形。
(2)西方翻譯理論的概念有許多缺點(西方翻譯理論的概念是假設文本、作者和意思都毫無問題)
(3)翻譯的人文發展需要被質疑，因為殖民文本的翻譯把殖民的意象納入了西方哲學中。
妮蘭賈納由後結構主義的觀點來探討，討論了文化研究和翻譯研究之間的關係。妮蘭賈納的建議：
(1)總體而言，後殖民主義需要質疑殖民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民主主義中的每個面向。對妮蘭賈納而言，這是為了將將西方掌權者從中剔除，也是為了辨識出受壓迫者的聲音。
(2)妮蘭賈納需要譯者的干涉主義。她批評當今的譯者，會嘗試將基督教之類的思想納入翻譯的過程中。她建議翻譯應該抵制殖民的控制。
8.3.1愛爾蘭語境(The Irish context)
後殖民時期翻譯相關的文學作品不只限於非歐洲語的類別。麥可．克羅寧(Michael Cronin)研究的主要對象便是愛爾蘭文學的翻譯，此章節主要探討克羅寧在政治面向的獨斷研究。
克羅寧在翻譯和後殖民主義的議題上，和Niranjana等作者的意見不同，克羅寧認為他們單就歐洲與其新大陸(the New World)、（「新大陸」是歐洲人於15世紀末發現美洲大陸及鄰近群島後對這片新土地的稱呼）或歐洲與其殖民地反對；且認為他們不應忽略歐洲內的內部殖民主義(internal colonism)。克羅寧專門研究翻譯在語言學扮演的角色、以及愛爾蘭語和英語在政治方面的鬥爭，檢視歷來的愛爾蘭譯者如何討論，或如何在序文、評論和其他寫作當中呈現作品。特別有趣的部分在於－克羅寧從歷史、政治、文化的角度，從人們各個時刻對翻譯的看法、以及翻譯如何滿足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利益，來敘述他檢視的過程。愛爾蘭屈服(subjugation)英語的情況，在1537年的法案－1537 Act for the English Order尤其明顯，此法案的目的是規定愛爾蘭人說英語。克羅寧以翻譯來暗喻愛爾蘭人實際遭遇的事：
翻譯的文化層次——接納英語文化滲透的過程(acculturation)——和領土層次是並行的，即強制地取代和移動人民。(Cronin 1996:49)
另一方面，克羅寧引用了英國詩人愛德蒙·史賓賽(Edmund Spenser)於1596發表的作品，當時，愛德蒙支持征服者的力量，卻又欣賞愛爾蘭詩的英語翻譯，此種對愛爾蘭翻譯文學的欣賞，與當時愛爾蘭是野蠻語言的刻板印象相衝突。
克羅寧形容，17世紀時，由愛爾蘭語譯成的英文作品透過新的贊助方式(patronage)推廣，（教育系統、擁有土地的貴族、教堂與大量的移民者等）提供了使用英語的經濟和政治誘因。到了18和19世紀，愛爾蘭學者反對英國所提出的愛爾蘭歷史和文學觀點，為了捍衛自身的愛爾蘭文化，英語翻譯多由他們產出。克羅寧指出，十分諷刺地，這卻增進了英語在愛爾蘭的使用。翻譯對於現今愛爾蘭語和英語共存的後殖民愛爾蘭來說，仍是政治方面的議題。
愛爾蘭學者以愛爾蘭語和英語寫成的文學作品，也有翻譯成其他的歐洲語言，現今由愛爾蘭藝術協會所資助。克羅寧引用勞倫斯．凱西迪的話，顯示經濟凌駕了文化的力量、並和前殖民力量共存：
至關重要的是－擁有兩種語言、獨立文化的獨立國家，本身就具有此文學的代表性，不用將其留給英國出版社，英國出版社只會就作者和經濟面來宣傳，不會考慮其中的愛爾蘭意象。
克羅寧著作的政治立場，顯示了翻譯與後殖民力量間的關係和規模，不只介於南北半球或東西半球之間。
8.4理論家的意識形態(THE IDEOLOGIES OF THE THEORISTS)
文化理論家及任何理論家，都有自己的意識形態跟立場(agenda)，並會因此招來批評。加拿大女性主義譯者，公開炫耀他們操縱文本的行為。謝麗 (Sherry Simon)也公開闡明她的書，關於性別與翻譯的書，目的是要“捕捉翻譯中性別的議題，透過性別，將翻譯研究更拉近文化研究架構。「這也將必然會攻擊翻譯的語言學理論」。早在1980，蘇珊芭絲娜（Susan Bassnett），在她的具影響力的Translation Studies中，就公開輕視翻譯的語言學理論。
不可否認，這些新文化途徑增加了翻譯研究的廣度，但這些翻譯途徑之間也出現衝突與競爭。西蒙以性別研究的角度，描述法國女性主義家海倫西蘇(Helene Cixous)文本翻譯的扭曲，因為許多評論家只看見英文譯本中的曲解。但是，阿羅尤(Rosemay Arrojo)以殖民後的角度書寫，聲稱西蘇對巴西作家里斯貝陀(Clarice Lispector)的挪用(appropriation)「實際上是一典型例子，示範了具侵略性的男性差異方法」(an aggressively masculine approach to difference)。
翻譯及翻譯研究的影響力持續增加之時，出現不同的觀點是不可避免、而且也相當受人歡迎。根據勒菲佛爾(Lefevere)的說法，不同觀點的出現也是重新書寫(rewriting)的過程之一。編纂選集(anthologize)、正典化(canonize)過程也隨處可見。目前的書都無法避免重新書寫，也無法避免在一領域中操縱其他作品。文化轉向(the cultural turn)也被描述為文化研究企圖殖民翻譯研究較未開發之領域。
再者，後殖民作家有自己的政治立場。舉例來說，柯洛林(Cronin)表示，使用英語的愛爾蘭譯者有潛力可以替世界文化創造特殊貢獻，並作為歐洲影視產業的非帝國主義英語橋梁(non-imperial English-speaking bridge)。柯洛林認為要達到此目標，可利用適當的翻譯策略。但是柯洛林並未提供細節，只提出需要保護多元及異質特色。這些觀點的提倡，即使是由少數文化提出的，還是包含了政治行為以及對於特定政治或經濟利益的翻譯操縱。
8.5關於翻譯與意識型態的其他觀點（OTHER PERSPECTIVES ON TRANSLATION AND IDEOLOGY）
用後殖民翻譯研究以及安德烈•勒菲弗爾研究「再寫作」的元素，檢視翻譯作品中的力量（power）和意識形態(Ideology)。有提到這些術語的著作：1992年范紐提「再思翻譯:對話、主體、意識形態」、2000年佛洛陶「翻譯和意識形態」、2002 年根茲樂、泰木薩柯「翻譯與權力」、2003 年柯薩達皮爾茲「意識型態的目的」、2007 年庫尼克與孟迪「翻譯與意識形態:相遇和衝突」。意識形態由 1796德崔希伯爵提出，用來指一種新的思維，等於馬克思所謂的「錯誤意識」，意思是有誤導他人、操縱思想之嫌，這和翻譯研究的主題息息相關。大部分與意識形態相關的研究都著眼於揭露譯文中的意識形態操縱，這些操縱可能來自譯者的意識形態、或是翻譯環境的意識形態(如出版社、編輯、或政府機構施加壓力)語言學的模型則是適用在篇章分析(hatim and mason)、篇章批評分析(Fairclough)、敘事理論(Baker)。
意識形態操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極權國家的審查制度。例如，凱特斯特居分析德國納粹如何挑選文章，發現這種審查制度鼓勵與德國血緣相近文化的書籍
而且配合種族政策來移除書籍中任何”與德國特色相異”的元素，像是外國文學等。
近代的研究著重在語言（languages）權力不對等的問題(像是英文成為全球主流語言，排擠其他語言)。凱倫貝內特，英語科學寫作和學術風格蔚為主流，產生「認識扼殺」（epistemicide）的情況。傳統葡萄牙式的迂迴寫作風格通通都被消除掉。為了要在國際學術界立足，學者不只要一到英國寫作的風格、文類，在構思或闡述觀念時也要用英文的邏輯。在翻譯界，語言地位不對等的現象早已行之有年。從早期聖經翻譯是由希臘文、拉丁文、和梵語為主限制整體翻譯，直到近代非主流的語言像是愛爾蘭語、巴斯克語(法國和西班牙巴斯克鄉村居民的語言)、薩柏克羅帝亞等等翻譯成主流語言，達成政治上或身分上的目的，就連翻譯的理論現在也是以英文為主流。
個案（Case Study）
1991年一本旁遮普語(Punjabi)的小說(Marhi Da Deeva)有了英文譯本。因為英國長期統治印度，英語和旁遮普語這類的方言存在極不平等的關係。近幾年，旁遮普語的文學備受重視。
值得注意的是，在原文出版27年後，Marhi Da Deeva這本小說竟然才有了英譯本，這往往會讓原著翻紅。原因如下：1.印度文和俄文的譯本非常成功，間接幫助英譯本的出現。2.當時印度剛好也上映了這本小說的電影版。3.政治文化因素，該英譯本的出版商是國有單位，印度政府欲藉此孕育並協調印度各方言的文學交流，同時建立印度文化認同感。
原著是由一位旅居加拿大的旁遮普人Ajmer S. Rode來翻譯。這本書雖然是旁遮普人來翻，但卻是一位住在西方國基的旁遮普人，政府機關也積力促成，語言還是以英語為主位來翻譯，引發許多文化議題，包含有關文本和譯者之間的權力結構等。
這本小說的場景是旁遮普的偏僻村莊，主角沒受什麼教育，所以市井小民的對談是小說極為重要的一部份。但英文譯本卻混和許多不同層次的用語，例如古代用語、現代英語的髒話等，和原文的文化風格大相逕庭。
這種譯文不同層次的用語也表現在親屬用語上。這些用語富含文化意涵，有時會被英文同等用語取代，有時會保留原有的形式來達成強調的目的，ex. father 保留Bapu , Mom受美國化英語 ，AUNTY受英國化英語的影響。旁遮普語的親屬文化和其階層制度、層級的意識和兩人接的情感羈絆有關。有時，有些有些表示情感羈絆的美國化用語，ex父親親暱地稱女兒 honey。
旁遮普省的小說的譯文對於外國的讀者而言難免會有空間和文化的錯置感。譯者是設法將地區市井小民的方言翻成北美都市社會用的語言這對於那些在印度閱讀英文譯本的人會有障礙，因為和當時的強勢文化盎格魯薩克遜文化有顯著的落差，然而這樣不同層次的用語也讓讀者了解到意識到讀的是經過翻譯的文本。這裡的譯文既不是完全採用Spivak主張 with-it 的翻譯法也不是Venuti主張以盎格魯美國文化為主的譯文，而是保留不同文化的差異。書中的角色脫離原文化，卻又栩栩如生。譯者採用干涉主義重疊強勢文化的譯法，讓他飽受批評。Singh 除Marhi Da Deeva這本譯著外還有其他兩本譯作 Night Of the half moon和National Book Trust讓他有更廣泛的讀者也顯示首次譯文的成功。
個案之探討（Discussion of Case study）
這次的個案研究探討譯文，以及其富含的文化意涵，背景是弱勢語言的小說被譯成強勢語言(英文)，主導人是國家機構，書中的角色用語混合了殖民者以及旁遮普省的文化背景下他們的意識顯得模糊。包括原文的文化，譯者為旁遮普人卻身處加拿大的的錯置感，印度政府贊助等都是這次翻譯策略考慮的要素。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