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譯者的角色: 隱形、倫理、社會學
著重於探討譯者與其他參與翻譯過程人員，的角色與地位的研究
本章重點:
9-1: 著重於Lawrence Venuti(范紐提)探討譯者的「隱形」問題，以及譯者在英美文化的角色，影響深遠。
9.1.2: 探討翻譯策略: 歸化異化的探討
9.1.3:討論 Berman(柏曼)的研究，採用否定分析，古文翻譯的同化策略
9.2: 文學譯者對於他們翻譯的看法，以及討論譯者的定位
9.3: 探討強大出版社的影響
9.4 對於Venuti(范紐提)的批評
9.5 檢視大眾對於譯者的接受程度，亦即審查過程與大眾對於翻譯的普遍態度
case study將會說明 藉由分析譯文的評論來調查這些看法
l 9.1 翻譯的文化和政治面
Venuti (范紐提)堅持翻譯研究的範圍應該擴大，把文化框架下的價值本質加入考慮。Venuti不同意Toury所提出的科學描述模型，認為該模型造成無價值的準則，與翻譯法則。
「Toury的方法必須轉而注重文化理論，以審視資料的重要性，以及分析這些準則。準則也許一開始是與語言或文學相關，但是他們涵蓋了相當廣泛的家庭價值、信仰、社會表徵，這都夾雜著意識力量，滿足特定族群的個別利益。這些準則總是為社會機構的基準，進行翻譯，並將翻譯納入文化與政治議程。」
-----(Venuti, 1998)
Venuti所謂的社會機構與群體，包括有出版業的各相關人士，如出版商、編輯、代理商、行銷團隊、評論家等。這些評論家的言論可以決定譯文在目標語文化閱讀的方式、以及接受的程度。各個角色在他所處的時空之下，都在強勢的語言文化和政治議程中扮演特定的角色，譯者在正是屬於這種翻譯文化的一部分，他們可選擇接受或反對。
l 9.1.1 Venuti范紐提: 譯者「隱形」
范紐提Venuti用「隱形」一詞在翻譯研究中，形容譯者在該時代英美翻譯文化所處的地位。隱形的原因有二: 其一為譯者傾向翻譯出優美順暢的英文譯文、可讀性高的譯文，看似譯者完全不存在，讀者直接閱讀原文。其二是譯文通常會被放在目標語文化當中檢視。
「不論翻譯散文或詩詞，小說或其他文類，出版者、審稿和讀者視譯文通暢與否來決定譯文好壞。譯文去除洋逕濱英語或奇特文風，讓讀者能直接看到原文作者的個性、寫作意圖、或原文中心思想。而此作法就是將譯文當成原文去寫。」--(Venuti, 1995)
Venuti提出，「作者」的概念是文學最重要的一環。翻譯畢竟是來自原文，品質和重要性都次一級。所以，自Dryden以來，英文翻譯或譯者一直是隱藏在幕後；乃至Venuti的時代，翻譯很少被視為文學的一環。
l 9.1.2 歸化及異化
范紐提Venuti在論及譯者隱形時，連帶討論到兩種翻譯策略：歸化(domesticaion)與異化(foreignization)。
這兩種策略都關係到文本的選擇以及翻譯方法。范紐提(Venuti)追朔兩種策略的源頭，皆來自Schleiermacher 以及他1813年的論文＜翻譯的不同方法＞(Ueber die verschiedenen Methodes des Uebersetzens)。
- 范紐提(Venuti)認為英美的翻譯文化盛行歸化翻譯。打個比方，歸化翻譯策略就如同後殖民主義論者，殖民地與前殖民地之間的權力不對等，深深影響翻譯文化。所以歸化翻譯使得「外國文本的種族中心讓位給『英美』目標語的價值觀』(原文是外國文，譯文是英美文，但原文卻必須遷就譯文)，所以Venuti因而對歸化現象感到憂傷。
「隱形」的翻譯方法相當透明、流暢，但這種風格卻使得譯文幾乎沒有異國味(foreignness)。Venuti認為這種翻譯類同Schleiermacher所描述的翻譯：不去攪擾讀者，而是盡可能引導作者去接近讀者。因為用此法翻譯的外國文本系經過精挑細選，認為可以用此法翻譯的，所以本土的經典文學作品進一步受到愛戴。
- 另一種翻譯策略是異化翻譯，此法係「選擇使用被譯入語主流文化價值觀排除的外國文本和翻譯策略」。這是Schleiermacher偏愛的方法，Schleiermacher認為這種翻譯是不去攪擾作者，儘可能引導讀者去接近作者。Venuti認為異化翻譯是「對『目標語文化』的價值觀施加壓力，在翻譯作品中呈現外國文本語言和文化的差異，將讀者送到國外」。他認為努力「抑制翻譯的種族中心暴力『非常必要』」。換言之，異化翻譯能夠抑制英語國家「暴力式」的歸化翻譯文化。Venuti又稱異化翻譯為「抵抗翻譯」(resistency)，目的是讓譯者藉由採取不流暢、不親近的翻譯方法突顯外國文本的外來者身分，保護原文不受譯入語意識形態控制，從而讓譯者現形。
Venuti在1998的著作《不光彩的翻譯》(Scandals of Translation)中依然堅持採用異化翻譯，且又將異化翻譯稱為「小眾」翻譯(minoritizing)，認為這種翻譯創造出一種富含變化、「異質感重的語篇」。
EG: 他舉自己翻譯19世紀義大利作家Tarchetti的作品為例。這位19世紀義大利作家Tarchetti僅有少數讀者，他的作品本來就屬於小眾文化。Tarchetti是米蘭波西米亞人，他的小說用標準的托斯卡納(Tuscan)方言書寫，字裡行間充滿實驗性及哥德式色彩，也挑釁當時的道德及政治價值觀，想藉此來挑戰當時的文學建制。
從語言角度來看，Venuti的小眾，或稱異化翻譯，故意加進一些異化的元素，像是現代美國俚語，目的是在讓譯者「現形」，並讓讀者明瞭他們所讀的是充斥外國文化的翻譯作品。Box 9.1 是Venuti提供的摘錄，可作為這種方法的具體例子。
l 9.1.2 歸化與異化的討論
在摘錄中（Box 9.1）Venuti認為異化翻譯（foreignization）的特點是譯文遵守了原文的結構以及句法。
雖然Venuti提倡異化翻譯，他也有注意到一些矛盾之處。他認為，異化翻譯是一個主觀且相對的說法，因為異化翻譯仍然和歸化翻譯（domestication）相關。當使用譯化翻譯時，譯文和目標語文化以及主流價值觀有差異，因而被看見。
異化翻譯和歸化翻譯都是解釋原文的一部份，但是異化翻譯傾向於彰顯自己的相異之處。
Venuti的論點是為了讓大家進一步去思考，而非讓此議題流為二元的對立。因為Venuti也認為這其中還有許多的因素，例如，相同的詞彙在不同的時代和國家可能有語意上的改變。Venuti認為唯一不變的問題是，譯文融入目標語和目標語文化的程度，以及被標註差異性的程度。隨後，這個問題，吸引了法國著名的理論學家Antoine Berman的目光。
l 9.1.3 安東．貝曼: 翻譯的否定分析
法國翻譯學者安東．貝曼(Antoine Berman)的主要理論專書是L'Épreuve de l'étranger. Culture et traduction dans l'Allemagne romantique (1984)，1992年時被翻譯成英文版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in Romantic Germany(異的考驗:德國浪漫主義時期的文化與翻譯)，羅倫斯. 范紐提（Lawrence Venuti）。受到這本書的影響，因此他將貝曼的另一篇期刊 la traduction comme épreuve de l'étranger (1985)翻譯成'Translation and the trials of the foreign' in English (2000). 范紐提在翻譯文章名稱時，將貝曼書名裡的experience改成trials，范紐提想要強調譯文帶給源語文本的挑戰和考驗。
Berman(2004:276) 認為“trial”有兩層含意
(1) 目標語文化體驗外語文本時，文字的陌生感所帶來的考驗。
(2) 外語文本從原來的語境被連根拔除時，所帶來的考驗。
Berman強烈反對譯者使用歸化/順化(naturalization)策略來抵制異化翻譯現象。(原本歸化一詞是naturalization，後來范紐提改用domestication)。
Berman認為翻譯倫理就是接受身為異者所顯現的出來的異者(翻譯要接受不同的文化的詞彙，也就是異化現象)，這個概念影響范紐提所提出來的異化翻譯策略。另外，Berman覺得文本變形系統(a system of textual deformation)阻礙異化，因此他提出否定分析(negative analytic)來分析變形的各種形式。否定分析就是分析文本變形現象，像是模仿、改編和自由寫作等技巧，這些對於種族主義、兼併主義和超文本翻譯影響甚大。
Berman翻譯過拉丁美洲小說以及德國哲學，這些經驗讓他體悟到，譯者無可避免的會接觸到種族主義的勢力，因而影響了譯者翻譯的渴望以及譯文的形式。
解決方法:
1. 只有運用心理分析技巧來解析譯者的作品，以及讓譯者意識到這些勢力，這樣的傾向才會消失。
2. 翻譯小說的原則問題就要尊重無形的複邏輯(shapeless polylogic)，同時避免武斷的同質化(arbitrary homogenization)。(要保留小說多重邏輯的存在，不能夠單一化)
因此，Berman提出12種變形傾向
(1) 合理化:
就是重組句子及其次序，按照某種語言的順序，重新安排它們，簡言之，就是顛倒原文的順序，使原文變形。
(2) 清楚說明:
把原文不希望清楚說明的部分變得清晰。
(3) 擴充:
譯文通常比原文還要長，這是因為過度翻譯(overtranslation)以及扁平化(flattening)。
(4) 優雅化:
以原文為材料來造出優雅的句子，結果造成原文的修辭部份消失不見
(5) 品質受損:
運用跟目標語文本對應的詞彙和表達用法來取代原文，因而卻乏意指和意象的特色
(6) 數量缺失:
翻譯中語詞的遺失。
(7) 節奏(韻律)破壞:
雖然韻律常運用於詩詞，但是小說也會運用韻律，文字順序和標點符號的變形會破壞韻律。
(8) 破壞原文潛在的指示網絡：
譯者應注意字裡行間文字所形成的網絡，文字本身或許不重要，但卻能構成文章的一體性(uniformity)和語意(sense)。
(9) 破壞原文語言格式：
原文在句構上有其特殊結構，但翻譯往往破壞此結構，合理、明確、擴充等翻譯法雖能讓譯文在語法上相同，但卻因此失去連貫性，因為原文的系統性(systematicity)已流失。
(10)破壞原文的方言網絡和異國風情:
這對於以方言或語言結構為主要架構的小說特別有關，如果失去這項特質，就會對原文造成嚴重影響，但傳統的異化譯法可以用斜體字型將其獨立而出，或是找譯文的方言來翻譯，但這是很唐突的手法。
(11)破壞固定表達和成語:
在譯文中，找對等的俗諺取代原文的俗諺，是一種”民族中心主義” (ethnocentrism)的表現，”把玩對等” (to play with “equivalence”)就是侵犯原文的話語
(12)消除多重語言重疊:
這會使小說中所包含的語言種類(像是普通語言和方言的關係)消失，Berman認為這是翻譯小說最主要的問題。
以上為”反面分析”，相反的就是Berman自己提出的”正面分析” (positive analytic)。正面分析是指出翻譯時譯文中譯化(the foreign)所需的翻譯種類，他稱為直譯(literal translation)。
「這裡所指的直譯是，與文本用字(letter)的相連性，將心力放在翻譯，一來可以恢復文本特定的意旨過程(而不是語意)，二來可以轉換翻譯的語言。」
----Berman
Berman的直譯和傳統的定義不同，他使用直(literal)和字(letter)以及意旨過程(signifying process)，指出索緒爾的看法和譯文的正面轉換。Venuti也解釋了字的定義，即”譯文字意可能涵蓋的範圍”。
Berman的理論連結哲學思想和翻譯策略，故極為重要。如譯文的語言形變中的翻譯倫理，便推翻了早先的文學翻譯看法。相較之下，Venuti的相關理論則較受人重視並引起爭議。
l 9.2相關討論
圖里(Toury)提醒讀者－在翻譯的過程中，參與翻譯的人所提的評論可能存有偏見，所以要謹慎待之。然而，在較好的情況下，這類評論得以作為實際翻譯時參考的顯著指標；而在較壞的情況下，至少也反應了參與人認為在翻譯當中應該做的事。
（這章節主要針對拉丁美洲小說的英文翻譯作說明，不過其中呈現的概念和論點也可以代表其他的譯者與作品。）
范紐提(Venuti)的「喚起行動」(call to action)，指導譯者採用「清晰的」(visible)「異化」策略，可能是針對那些現代譯者而作出的回應。（會就作品逐行爭論－到底如何翻譯才切合那些舊時代的模糊術語）
EG例如:
1. 享譽盛名的格里高利．拉巴薩(Gregory Rabassa)曾討論到文學翻譯中「精確」(accuracy)和「流暢」(flow)相對的應急(exigency)程度。譯者通常認為翻譯的工作是基於直覺、必須倚賴「耳朵」(ear) 聆聽來執行。
2. Peden是翻譯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和埃斯基韋爾(Esquivel)作品的譯者，同樣會聆聽原語的「語氣」(voice)。她定義「語氣」(voice)為「溝通的方法；述說傳說的方式；唱詩的方式」，認為語氣決定了韻律、語調、詞彙、和句法。
3. John Felstiner在翻譯巴勃魯·聶魯達(Pablo Nerud)寫作馬丘比丘(Macchu Picchu)的經典詩作時，甚至以聆聽Neruda念他的詩的方式來辨認重音。翻譯賈西亞·馬奎斯(Garcia Marque)的譯者伊迪絲·格羅斯曼(Edith Grossman)在他新的美國翻譯作品唐吉訶德(Don Quixote)中表示：「翻譯在本質上的挑戰，便是盡其所能地聆聽其西班牙文本最深入的涵義，發掘英文述說（寫作）的語氣。」
一直以來，譯者「消失」了，很少有譯者會詳述他們翻譯時的細節。
然而，近來隨著諾曼·托馬斯·吉奧瓦尼(Norman Thomas di Giovanni)與博爾赫斯(Borges)將合作過程紀錄出版，以及最有名的譯者－格里高利．拉巴薩(Gregory Rabassa)回憶錄的出版，這樣的情況將會改變。
另外還有兩部完整的外來作品－拉丁美洲西班牙語的現代文學譯者－John Felstiner的Translating Neruda: The Way to Macchu Picchu和蘇珊娜·吉爾列文(Suzanne Jill Levine)的The Subversive Scribe: Translating Latin American Fiction。Felstiner提到的要點為：「一旦新的詩詞完好無缺」，大部分的翻譯過程「便會消失不見」，包含譯者的個人背景、研究和寫作的過程。
Felstiner描述他遠赴馬丘比丘、在那裡閱讀Neruda詩作，沉浸在翻譯的過程和作者的原語文化當中。然而，Felstiner仍會使用舊時代的術語來形容「翻譯的雙重要求」(the twofold requirement of translation)－「翻譯在最初必體現於語言的本質，語言本身發出的聲響就是真言」(the original must come through essentially, in language that itself rings true)。「體現於本質」、「發出的聲響就是真言」這類的片語為早期翻譯理論的典型例子。
另一方面，Levine認為他是古巴作者卡夫雷拉・因凡特(Caberera Infante)的「譯者兼共同合作者」，作為「破壞原著的作者」，「破壞」了原著的形式，不過重新創造了作品在新形式中的意義，Levine有時候會運用英文雙關語的特性，在翻譯中創造出完全不同的段落，混合拉丁美洲語與和盎格魯薩克遜語，帶給讀者驚喜。
EG: 例如，她在Caberera Infante的Tres Tristes 之song Guantanamera第一行「Yo soy un hombre sincero」的翻譯是「I’m a man without a zero」，玩味詞語的聲音（sincero的意義為sincere，但在語音上比較類似sin cero，意思即為「without a zero」）。她還發明了幽默的書名和作者名稱（例如I.P. Daley’s Yellow River and Off the Cliff by (H)ugo First）來替代原西班牙語。轉化外來語的手法，修改整個段落來過濾異國文化，以符合目標語文化的期待。
然而，當突兀(jarring)的英文語句，與拉丁美洲的文章脈絡並存時，可能會創造出某些「異化」的讀本。Levine以女性主義以及後結構主義的角度看待翻譯，認為翻譯的語言也扮演了意識形態
利凡恩(Levine)認為翻譯應該是引起讀者質疑與疑惑的重要步驟，並再次把產生原文意識形態的背景併入考慮。翻譯的創意性越來越重要，翻譯研究與創意寫作之間的關係也更深入探討。閱讀技巧、認知過程和來源的重組都被聯結在一起。翻譯研究也越來越重視譯者的立場與位置性(positionality)。有些翻譯受到社會環境的意識形態影響。翻譯也會受到譯者的意識形態影響。
提莫茲科(Maria Tymoczko)在她的文章「譯者的意識形態與位置」中提出爭論點，質疑譯者為媒介或溝通者角色的主張。提莫茲科認為：翻譯中的意識形態不只存在於譯本，也存在於譯者的角色當中，這些意識形態會傳達給讀者。這些特色來與意識形態來自於譯者所處的文化與身處的意識形態環境，也會受到譯者所處的時間空間影響。提莫茲科反對浪漫主義，也反對西方觀念中譯者單打獨鬥的作法，她認為譯者應該共同努力。
美爾(Carol Maier)是文學譯者也是理論學家，她稱譯者這樣的位置為中介(intervenience)，譯者則是中介者(an intervenient being)，有些譯者對於出版過程中的不公正清楚表態，有些譯者則是公開反對翻譯理論學者。
羅巴沙(Gregory Rabassa)抨擊審查人員為翻譯糾察和挑剔的學院派，認為他們太過在乎知微末節，而忽略了譯文本身的文學價值。
布西(Peter Bush)在他詳述文學翻譯的專業性時，也抹黑翻譯理論。在文本與創作過程的討論中，布西指出文學翻譯是一經濟活動、金錢關係和社會文化下複雜網絡中心的最初主觀活動。
l 9.3 出版業的強力網絡
Venuti 說明文學譯者接案只得到微薄薪水，而經手譯文的出版商經常想減少翻譯的成本，Venuti為此感到惋惜。正如Venuti所說，出版商經常不願意將版權及部分版稅交給譯者。Venuti譴責這是出版商變相打壓的行為，而且此情形經常發生，因為譯者在此網絡中的角色十分微弱。
Fawcett認為此複雜網絡等同於權力遊戲，最終成品大部分都是由編輯及編審塑造而成。尤其在歸化(domesticating)翻譯中更是如此。與出版商的訪談中顯示，這是因為編輯的外語不夠流利，而且主要是因為譯文應該要讀起來通順。
在某些案例中，此權力遊戲會造成原文作者直接從翻譯過程中消失。
Kuhiwczak舉Milan Kundera的the joke為例，這本書的譯者及編輯通力合作，決定破壞原文刻意的扭曲年代，並替讀者澄清整個故事。Kundera極為震驚，以作者身分要求重新翻譯。Venuti質疑Kundera的角色，以及在未告知的情況下就使用的第一翻譯版本，聲稱Kundera不願承認翻譯必須協調的語言學及文化差異。當作者逝世後，這樣的衝突當然不復存在。
這就如同Stephen Mitchell的mesopotamian epic gilgamesh新版本。在序言中，Mitchell公開承認他省略了他口中的”阿卡德風格中奇怪之處”，例如重複以及列舉，而且他還在段落中加了連接，偶爾改變段落順序以創造出他自認為”較忠實於原本阿卡德的詩”的作品。
在這過程中，另一重要角色就是作家經理人。
其實，在翻譯過程中，作家經理人著墨不多。經理人代表一些作者，並可從作者利潤中獲得部分利益。經理人提供原文給未來目標語的出版社，之後出版社會聯絡中文譯者。對許多以非英語書寫的作者來說，成功的標準就是書被譯為英語版。
事實上，決定書能不能被譯為英文這種至高無上的權力，是操之在編輯及出版之商之手。
根據Venuti的說法，英國及美國的出版商喜好選擇的文本，都易於同化進目標語文化。在英美兩國裡，被翻譯入兩國的書比例都極低(由外文翻譯成英文的比例很低)，約只占全部出版書籍的百分之2.5到3。另一方面，被譯入德國及義大利的書籍佔比較高(英文翻譯成德文和義大利文的比例很高)，大多數的翻譯都是從英文翻過來的。
Venuti認為這種不平衡顯示出英美出版霸權及文化霸權，而且此霸權非常孤立，拒絕接受外國文化，好讓其作品可在他國維持強勢地位。可以說是英美出版業幫助製造特定讀者，這些讀者只用一種語言，文化視野狹隘。如此一來，可成功強加英美文化價值於廣大的外國讀者上，且從中獲取利益。
市場力量強化並定義這種潮流。因此，許多譯入成英文的翻譯文學，在美國或英國首刷僅5000本左右而已。為此，許多譯為英文的文學作品只能不斷仰賴文化組織的補助金，例如美國的NEA及英國的AC。
l 9.4 范紐提(Venuti)作品探討
范紐提(Venuti)的英美出版霸權的理論，和後殖民世界的權力關係密不可分，但是這個觀點受到許多爭議，並引起某些翻譯理論學家反彈。
Pym反對范紐提Venuti的觀點，他指出雖然英國和美國出版的翻譯作品看似數量不多，但事實上數量很可觀的，而且還在增加當中。儘管Pym對范紐提有一些比較諷刺的批評，他也提出許多相關的議題呼應范紐提的說法:
(1) 若譯者拒絕使用流暢的方式來翻譯，那麼翻譯的內容真的會改變嗎?
Pym指出，范紐提的「喚起行動」，呼籲譯者要追求能見度，身為譯者兼理論家的范紐提就是最好的示範。但Pym質疑其他的譯者在採用這種主張後，是否還能在出版業存活下來。他發現還是有某些譯者，像是皮維爾(Pevear)和佛洛科斯基(Volokhonsky)重新將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ksy)的作品翻譯成英文時，就是採用不流暢的翻譯策略。
(2) 雖然韋弩蒂把研究重心放在英文翻譯，但是其他語言也出現流暢的翻譯策略潮流。
Pym指出，現代的翻譯策略，尤其是歸化策略，都不太顧及源語和譯語文化的權力關係了。
(3) Pym發現英文的書籍市場比其他語言大很多，因此英文出版業本身就能有非常多元的書籍來源。
Pym認為，其他語言想透過翻譯來增加書籍市場的廣泛性和數量，但英文出版業規模龐大，所以不需透過翻譯就能達到。
(4) Pym也質疑范紐提主張的「抵抗(resistancy)」策略是否禁得起考驗。
Pym認為這個主張和圖里(Toury)的忍受干擾法則(law of tolerance of interference)有關，他之所以會懷疑，是因為翻譯一般都是採用流暢(「不忍受干擾(non-tolerance of interference)」)的翻譯策略。
Pym承認范紐提的確讓我們開始探討譯者在政治情境中的角色、翻譯策略的數量化觀點、以及翻譯的倫理標準。
然而，范紐提並沒有提出分析翻譯的特定方法，他做的個案翻譯研究包含很多面向，例如譯序的探討、原文和譯文的摘要分析，摘要分析是為了評估在特定文化和情境當中，普遍採用的翻譯策略。關於范紐提所謂歸化和異化翻譯策略的一般前提、譯者的隱身性(invisibility)、以及出版商和譯者之間的權力關係，都能用不同的方式來探討:
- 比較原文和譯文當中，使用歸化和異化策略的語言符號。
- 和譯者進行訪談，討論他們的翻譯策略，並研究譯者的行為、他們和作者的聯繫、以及不同版本的譯文。
- 和出版商、編輯、代理商進行訪談，研究他們出版翻譯作品的目的、他們如何選擇要翻譯的書籍、以及他們給譯者的指示。
- 研究翻譯書籍的銷售數量、出版商選擇要翻譯的作品、翻譯的目標語言、以及翻譯潮流如何隨時間演變。
- 研究翻譯合約的類型、以及譯者在最終產品中的能見度。
- 研究譯者在書籍上的能見度、觀察書籍的包裝和封面，封面是否有譯者的姓名、版權分配、譯者序言等等
- 分析對於翻譯作品、作者、或時期的評論。這是為了探討書中對譯者的描述(他們是否有能見度?)、以及評論家用何種標準來評斷特定時期和文化當中的翻譯作品。
l 9.5 翻譯評論
在1980年代Meg Brown在西德出版的研究拉丁美洲的小說中，可以看出出版業運作和譯文接受度之間的關連性。
Meg Brown強調評論有告知讀者近期出版的書目以及讓讀者做好心理準備的功能。她採用接受理論(reception theory)的一些想法，檢視一部作品遵循的方式究竟是激發還是限制讀者的美學期待範圍(horizon of expectation)。(補充: 美學期待範圍(horizon of expectation)這個術語是Jaussy在提及讀者對於新作品文類或系列的一般預期(作品風格，形式，內容等等)所使用的。)
檢示接受度的方式之一就是讀作品的評論，因為評論是對於作者和文本的具體回應(Brown 1994:7)，評論同時也能了解一個文化對於翻譯抱持何種看法，是相當有用的資訊來源。
EG: 我們可以看到Venuti採用文獻探討的方式來評估讀者對於吐溫先生異化譯文的接受度，他並且引述一些批評突兀譯文的評論文章。這和Venuti的觀察不謀而合；大部分英文的評論偏好通順，譯成現代標準自然且慣用的英文譯文。
Venuti認為只著重順暢，缺乏討論空間，讓讀者讀譯文時沒有感受到翻譯的語言，這樣種翻譯方式會貶低、甚至忽略譯者的角色。以下列出翻譯的過程中不重視評論的原因。首先，美國評論家Robert Coover提出並引用在Ronald Christ中的一段話: ”每當出版商要求要刪減評論時，第一個刪去的部分一定是關於譯文的評論”。許多評論家沒有能力對照原文和譯文，所以只能局限在批評單一個字詞。
此外，在看拉丁美洲文學的評論時，Carol Maier 提到，北美的評論家”排除外地，只重視原文在英文中的意涵，將譯文和類似的北美文學作比較，並以譯文的易讀性來作為評比的標準”，藉此來貶低異化的譯文。她認為譯文評論還在發展尚未完全的階段，並且提出建議。像是在寫批評文章時必須運用到翻譯理論和翻譯批評的方法。
雖然分析翻譯的評論文章沒有一套固定的模式，然而文論家Genette副文本(paratexts)是他研究的主題 。
他認為副文本可以分成兩大要素:
- 書內的內文本(peritexts) 由作者或出版商提供，和正文放在一起。
內容包括: 標題 副標題 作者筆名 前言 序言 跋 獻詞等
- 書外的外文本(epitexts) 並沒有實質上和正本放一起，不受物理空間和社會空間限制。
內容包括: 出版商提供的促銷手段，作者對文本的回應，他人對作者及文本的評論，重要學術論述等
副文本雖然附屬在正文但對於引導讀者閱讀文本卻至關重要。例如: 讀者藉由書評，能在讀正文前有某些概念。
接受理論的分析方法可以分成(語言)共時性(synchronically)，和歷時性(diachronically兩種方式來分析評論。
1.(語言)共時性: 檢視對於同一作品、同時代的不同評論
2.歷時性: 檢視一個作者不同的書或報紙長期以來的評論
l 9.6 社會學與翻譯史料
近代，研究譯者translator成為翻譯研究的主軸，而不再是以研究文本與文化為主，使得史料翻譯大量增加，但這種改變花了很長一段時間。因為沒有了譯者，也就沒有翻譯，即使是全自動的翻譯機器也需要程式設計員，操作人員，校訂者來處理資料和譯文。
這種自然發展的社會學翻譯sociology of translation，把譯者視為主動的中介，取自於法國人種誌學者(ethnographer)兼社會學家的皮耶.布狄厄 Pierre Bourdieu的理論及概念。
(1) 場域（Field）:一個社會被分割成許多不同的場域，在這些不同的場域（已經結構化了的一些場所）進行一些為了特定目標的競爭。
場域不是一個實體存在，而是一個在各個個人之間，群體之間想像上的領域，場域其實有邊界，但是各個在特殊場域內的行動者，都難以說清楚場域為何，但是如果他真的從屬於各個場域，就會知道該怎麼作，誰是老大，誰在挑戰。放在翻譯裡面談，就包括譯者。
(2) 習氣/慣習Habitus）:在社會中所有社會成員的行動的關鍵原則，長時間生活實踐，累積下來的，視為理所當然的一種習性。
諸如中國人覺得吃米飯才算吃飯，吃漢堡不算。放到社會階層與場域理論去看，當在特殊社會環境下成長的個體，自然受到該環境文化深刻影響，很多日常生活視為當然的東西，未必在另一個環境視為當然。
(3) 資本（Capital）: 在專業上的解釋為一種外在物質化的表現成果，而且它是可累積與轉換的。例如網球名將莎拉波娃的網球技巧就是她的資本，因為這是她自我練習所累積而來的成果，像大學生的資本即腦袋瓜裡的知識與考取的文憑等等。
許多學者把布狄厄的理論看作: 決定性的選擇取代多元文化架構polysystem framework。因為布狄厄的理論將譯者的角色理論化，這在之前的理論都嚴重欠缺此種手法。
早期Daniel Simeoni曾提出譯者慣習Habitus的中樞地位，當時Simeoni認為譯者慣習是一種自發性的奴役狀態voluntary servitude。
幾年後，Moira Inghilleri 研究 布狄厄的理論，他提出在研究中應用布狄厄的理論能幫助大家了解譯者在譯文中的暗示想法，也能改變譯者切入翻譯的方式。
Jean-Marc Gouanvic在他的專題論文檢驗了美國的科學小說被翻成法文的譯文，他還檢驗了三位主要法國譯者翻譯的美國文學。他指出慣習Habitus是每位譯者過去、教育背景、以及經驗的不可或缺部分，是非常重要必須要探討的。
「慣習(Habitus)是人們作出反應與生俱來的原則，多多少少符合與某種特定場域的要求，慣習是個人過去經驗的產物。透過早期的經驗形成，慣習也是家族與社會集體過去經驗的產物。」(Habitus 是文化+歷史+家庭的產物)
-------------Jean-Marc Gouanvic
Gouanvic 說譯者的voice(挑字、搭配韻律的時候)並非有意識地進行翻譯策略，而是受到譯者受到Habitus所影響(目標語文化)。
- 譯者如何挑字? A譯者為何和B譯者不同?
之前從”語言學”或”風格學”的角度探討，但Munday希望從意識形態來解釋。
因此採用Michael Hoey麥克爾霍伊”詞彙促發”理論(補充: 詞彙促發理論，出自麥克爾霍伊的語料庫研究，我們在挑字是依照前後文的習慣選定，每次聽到或要書寫類似的文章時，就會採用類似的字眼。而這種字眼與前後文的關係就叫做Priming，priming會視領域而有差別，有些priming在這個領域可以使用，在別的領域卻不能用)
- 社會學切入研究翻譯的一個新角度:
學者: Ferreira Duarte 安德魯切斯特曼 “翻譯與社會學初探”。社會學角度探討翻譯，主要著重在實踐方面(譯者、翻譯社之間的互動，兩者如何合作產出譯作，還有翻譯社之間的關係)。
- 拉圖”行動者網絡理論”: 科技和人類互動而形成網絡，科學實踐與社會背景是同時並進的，互相建構、共同演進。à布澤林將它應用在分析譯者語翻譯過程、翻譯假說、和各種理論之間的關係(分析譯者與各種理論的關係，像是後殖民研究、詮釋學、文化研究等等)
西奧多赫曼: 這個領域的研究會越來越多，百花齊放
l SUMMARY
本章節主要著重在譯者的角色
- 范紐提(Venuti) 譯者的“隱形”: 在英美文化中，異國性消失了。(翻譯策略、TT的用字方面) solution: 用”歸化”和”異化”來區分策略。他個人偏好”異化”，這可以反抗強勢文化、反抗出版社或文學批評人士的霸權。
柏曼也認為應該要有一種翻譯策略是刻意呈現”異國感”，讓目標語文化可以感受到異國風
- 探討翻譯網絡中的翻譯社和參與者的角色
這些人被原文、自身的文化、還有象徵資本所支配
譯者: 模糊地看待作品
出版商: 市場導向
批評家: TT文化的代表
翻譯社: 集大成者，集結所有的資源
分析翻譯界的互動、複雜的運作模式，搭配多元系統理論
- 范紐提和柏曼把這些語第8章的”多元系統理論”結合+第10章的”哲學理論”，探討與原文的異國性，詮釋學、語言學、倫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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